“再平衡”是目前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时最常被提及的说法。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可以放在全球贸易平衡和国内改革动力的视角下来看。以美中“再平衡”的立场，中国正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美国则反之。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实现“再平衡”需要经济重构。中国之前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引导增长、廉价劳动力、忽视环境与生态损失的增长模式。毫无疑问，这个旧模式正接近尾声。新的发展模式则专注于促进创新与服务，增加消费比重。但是这个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实现需要一定的过程。

　　最近几十年，鉴于中国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缺乏丰富的投资选择。因此，房地产基本上成了最佳的投资选择。金融成熟度不足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债务累积、影子银行形成规模、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尤其是房地产领域。新一届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有必要进行多方面、复杂的改革，尤其是金融和银行改革。

　　新的改革计划十分明确地突出了金融改革。其中，上海自贸区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其他城市的自贸区也会相继成立。银行系统尤其会经历根本性改变，其中网上银行与私人银行的角色会愈发重要。政府也在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及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如医疗、教育、物流、娱乐及旅游等领域。这类改革如今初现成功的曙光。仅在过去两年内，私人服务领域就创造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长此以往，城市的就业紧张局面会减轻，从而进一步支持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推进城镇化的目标。

　　在操作层面上，鉴于中国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汇率与利率自由化是一个风险重重的过程。随着各类改革的同时进行，政府将会严密监测改革进程，最终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依旧需要一段时间。尽管路线图已经准备好，但政府也认识到，改革速度太快将会带来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后果。

　　改革措施面临各种潜在的风险，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是其中之一，例如，一些国有企业会因为其在旧经济模式里通过多种渠道获利而拒绝改变。新的领导层坚决着手处理这类既得利益者，重大改革已经在国企中发生。从反腐及针对各大国企（包括铁路、石油、电信及电力部门）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习近平主席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调整增长模式的决心。另一类改革阻力来自于部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尚需采取有力措施，让已出台的各项政策在地方层面上得到更有效的推进。

　　要最终实现“再平衡”的目标，还需要真正理解反腐和更深层、更长久的司法、政治与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中央对待官员腐败的范围与程度有着清醒的认识，意识到腐败威胁到执政党的长期生存。领导层认为，通过发起这次反腐运动，他们能够争取时间实施更多深层改革。这对于改革的时机和顺序而言，是一种正确且理智的选择;这也是第一次将这类深层改革纳入议程——尽管其中不少还只是未来计划。

　　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短短两年内实现向法治的过渡，对此，美国曾花了几十年，英国则花了几个世纪。但是我确信，中国深层的根本性司法改革正在议程之中。1998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曾告诉中国领导人：“你们有太多的工程师;我们则有太多的律师，让我们交换吧！”中国法律界的崛起正在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他们成为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的先驱。

　　最高领导层明显地从仅仅关注GDP的增长转变为确保更高质量的增长，并将其他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因素考虑了进去——污染和环境便是其中的关键。其实，环境污染问题，也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除环境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劳动力缺乏的挑战。而独生子女政策虽有所放松，但这一政策的改革仍需循序渐进，领导层也在提防由此带来的意外后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采取的提高生育率与劳动者数量的政策产生了各类预期之外的后果，其后，独生子女政策应运而生。因此，当今的中国领导层谨慎地进行人口政策改革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国内经济改革向外延伸的两大重要政策是：其一，丝绸之路现代版本的确立——以增加与邻国之间的交往，最终联系中东、东欧与北非;其二，对国际基础设施的关注度增加，最明显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这类发展为中国实现长期战略地缘政治利益提供了巨大机遇。我将这类计划视为扩大人民币使用的一个主要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