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各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普遍放缓。因为营改增减税因素,央地收入划分规则改变等,导致部分地方财政收入减少。
若扣除上述因素,按照各省2016年预算执行报告公布的同口径“可比增速”来看,东部发达省份财政收入增速较高,大量中西部省份财政收入增速仍在下行通道中。
广东2016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规模突破1万亿,继续稳居第一。江苏财政收入规模为8121亿元,居第二位。上海由于近几年财政增速较快,2016年财政收入体量达到6400亿元,超过山东,居第三位。
2016年山西、新疆、黑龙江三省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资源型产业为主,受产能过剩、资源品价格低位运行等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东部与中西部省份地方财力差距虽在拉大,得益于中央对中西部转移支付,大量中西部省份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财政支出规模。
按照财政自给率(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考虑存量结转、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调入调出)来看,东部发达省份自给率普遍较高,2016年最高者上海接近93%,低者集中在西部省份,如青海2016年财政自给率仅为16%,西藏接近10%。
综合近三年数据来看,部分收入增长乏力的资源型省份,近年都在加大争取中央支持的力度,相应的财政自给率有所下行。
新兴服务业助广东财收破万亿
2016年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万亿,约1.04万亿元。
剔除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各级收入划分体制、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等因素影响,广东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比增长10.3%,相较2015年虽略有下行,但在全国各省市中仍居于前列,仅次于上海、西藏、北京。
1.04万亿为按现行财政体制下归属于广东省地方的收入。2016年广东创造的财政总收入达2.28万亿,同比增长9%,广东一省贡献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4%。
这得益于广东经济发展较快。2016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7.95万亿,同比增长7.5%,比全国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广东GDP占比约为10.7%。
广东以全国10.7%的GDP贡献了14%的财政收入,这跟产业转型升级密不可分。从全国来看,传统产业发展空间受限,但现代服务业、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税收增速很快。
2016年广东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4.7:43.2:52.1,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科技服务、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迅速,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提高到61.7%。
广东还在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提高到49.3%、27.6%。另外,广东也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广东2016年研发经费支出占比提高到2.58%,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分别增长21%和55%,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
上海财政收入增速第一
2016年,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6406亿元,同比增长16.1%,增速第一。
2015年,上海财政收入规模已经逼近山东,两者均维持5500亿元体量。2016年,上海财政收入增速进一步走高,达到6406亿元收入规模,超过同期山东5860亿元,居第三位。
上海为何近几年财政收入增势喜人呢?上海财政局指出,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的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特别是第三产业拉动力持续增强、区级收入增幅超过市本级、郊区增长快于中心城区、税费结构较为合理,是背后的原因。
区别于广东二、三产并重的模式,上海与北京类似,三产比重具有绝对优势。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经提高到70.5%。
上海现代服务业带动、总部经济效益等,使得上海财政效益较好。上海2016年GDP增速仅为6.8%,与全国水平相当,但是财政收入增速却高达16.1%,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可见一斑。
部分资源省份财政负增长
东部发达省份财政收入仍维持在10%左右的较高增速,如广东、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山西、新疆、黑龙江三省财政收入则出现负增长。
山西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57亿元,同比下降5.2%,增速在全部省市中垫底。
山西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直言,山西多年积累的“一煤独大”结构性矛盾、“一股独大”体制性矛盾、创新不足素质性矛盾远未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带来了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不过,山西通过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加上各级财政系统盘活存量等手段,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约3442亿元,同比增长0.5%。
新疆财政收入下降的原因也类似。新疆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99亿元,同比下降2.4%。一方面在于营改增造成地方减收,另一方面在于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工业品价格持续负增长,如原油、天然气、矿产品等资源类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造成相关产业增值税大幅减少。
新疆也在积极采取措施,2016年财政支出规模达到4141亿元,同比增长8.9%。具体包括,挖掘矿产资源收入潜力,增加资源和资产性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争取中央政府债券政策的支持,争取中央增加财力补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