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巴曙松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55位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当前任职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巴曙松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适应全球化新格局，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中国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对外投资，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

　　经济增长质量和改革

　　是市场最关心的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预判中国今年的经济走势？这些动向对银行融资体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巴曙松：从全年来看，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中国的经济走势非常可能是一个“L”型而不是“V”型的复苏。宏观经济逐步企稳，重点需转向微观效率提升，在宏观趋稳基础上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从短期的走势看，随着三季度出台的宏观政策适度刺激经济的微调政策逐步产生效果，2015年第四季度以至2016年初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明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经济结构转型和改革的进展如何，在更大程度上会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同时，在经济转型时期，宏观政策要保持增长的相对平稳也并不容易，特别是要防止经济短期内持续回落，因此在主要经济指标可能出现短期持续回落时，需要及时采取周期性的应对政策，来为经济转型创造平稳的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正在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集约式发展，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经济领域的这些动向产生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而现有的银行融资体系习惯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而且要有充足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类似的产融不协调不仅延缓了中国产业转型的自然步伐，也使得个别重资产领域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经济转型体现在不同行业的差异和分化上，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会有差异。例如，从统计数据对比，服务业和消费行业的表现一直良好，房地产销售活动开始活跃但是投资的回升较弱，一些创新型行业表现也比较出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非常疲弱，PPI出现了连续四年的下降，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高杠杆行业，必然面临着破产重组、清理过剩产能的任务。另外，经济的复苏也不能主要依靠部分行业的债务的持续上升和积累，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这都可能会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的一定幅度的上升，但这是经济重新走上上升道路所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6.9%，近6年来第一次跌 “破七”。你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多少，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巴曙松：从目前的趋势看，“十三五”经济潜在增速大概率会有所回落，增长速度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相比虽然有所降低，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相比依然是较为强劲的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基数大了，经济结构也在转型，这也是增长速度回落的重要原因。从金融市场的预期看，市场主要担心的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回落，而更多的是增速回落趋稳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是否上升、经济转型和改革是否取得新的进展。

　　过去依赖人口红利和投资、出口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将告一段落。从影响潜在增速的几大要素看，在资本方面，随着政绩考核机制的变化，地方财政收支的预算硬化，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大幅减少;劳动力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水平在2010年已达到高峰，进入减少阶段;技术方面，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在减弱。

　　不过，积极的表现也引人关注。例如，在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行业等因素推动下，中国企业家精神在不少行业被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正在逐步酝酿中。世界银行预测，随着中国对世界的不断融入、开放度的逐渐提高，以及制度的改革，在未来10～20年，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并且在各种情景下模拟的预测结果都支持这一结论。

　　当然，“十三五”规划即便设立经济增长目标，更大程度上也主要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在当前的这个转型和走向新常态的阶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方式应当更多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而不能继续过于依赖投资驱动。“两个翻番”目标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为前提的，因此“十三五”期间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深度转变都更为重要。

　　新增长动力来自科技与金融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过，在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中，金融结构也亟须转型。你认为金融结构该从哪几方面转型？

　　巴曙松：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主线，金融业也要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及早转型，以便使金融业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创新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总体上处于弱势复苏状态，我国经济虽然受累于国际经济，但结构上出现了积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持续扩张，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同比回升。这一趋势将带动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的不断创新，而金融创新又在很大程度上助力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同时，经济的转型不能主要依靠债务的不断积累，金融的增长也不能主要依靠规模的扩张。

　　金融结构要不断创新理念适应经济新常态。首先，金融部门要从主要服务制造业转向农业、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着力于强化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支持，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均衡发展。其次，要从主要服务于大企业转向服务大企业和小企业并重，着力于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的功能。第三，要从主要服务于生产性领域的投资需求转向服务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并重，着力于拓展居民消费的多元化渠道，顺利改变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局面。第四，金融调控手段从主要依赖总量工具转向依赖总量工具、增量调节和定价机制并重，在总量平稳的条件下，着力于通过增量调节和定价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总之，为服务于经济转型，金融业要转向多元化的融资结构体系，融资结构比例要合理化，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要继续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利用资本市场汇集流动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资本化，分散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助推经济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从而实现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双赢。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什么？

　　巴曙松：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核心在于创新活力能否得到充分释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否可以得以形成。

　　中国当前的人口红利走过高峰已成定局，资源环境等约束都意味着不能再走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老路。因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多要来自于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在活力，例如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来促进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快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步伐、激发民间投资意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自贸区为切入点推进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等。

　　从目前来看，创新创业在特定产业的逐步活跃，的确显示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曙光。

　　放眼世界，全球经济正延续着过去几年缓慢复苏的节奏向前发展，能够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实现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将来自科技与金融。

　　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可以做一个比较。最近我了解到，中国最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管理的单只基金规模大约200多亿人民币，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900多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以及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转型发展空间。

　　新常态下，我国一直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改革和创新将对其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资本市场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尤其将发挥重大作用。

　　要重视对外投资来提高GNP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中国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未来中国经济还需要怎样应对全球化挑战？

　　巴曙松：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后就一直稳居全球经济第二把交椅。但是，如果以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则可以得出许多值得深思的判断。

　　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一个很大的差异是GNP低于GDP（近两年两者差均维持在400亿美元左右），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是GNP高于GDP。这从核算的角度意味着中国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为负，也即来自国外的生产和进口税、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不足以抵消支付给国外的生产和进口税、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等。

　　中国经济已经走到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适应全球化新格局，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扩大对外投资，开辟在海外获得收益的新渠道、新途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前是一个扩大对外投资的好机遇，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之后的调整进程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典型的周期分化特征，不同经济体这样的差异化的经济周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跨周期的投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更多关注对外投资来提高GNP。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十三五”期间，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投资者盯上海外市场。对他们你有什么建议？

　　巴曙松：中国的投资者在海外市场，最有可能购买的金融产品，主要可能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内地市场上买不到的金融产品类型，例如一些风险收益适合内地投资者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形式。

　　其次，买有估值差异的公司。例如，同样的上市公司股份，国内外估值却不同，要做投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风险收益比更为合理的。

　　再次，就是买更适用针对投资者的风险收益特点进行个性化量身订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