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十三五”增长动力 贾康:“十三五”完成“企稳”是大概率事件 责任编辑:王若蕾
 
贾康:“十三五”完成“企稳”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  2015.11.09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55位委员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新到常”的转变中,完成触底之后,要使整个经济在企稳状态下实现中高速运行中的提质升级的态势,这才是最关键之处。

  宏观经济有望完成触底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速6.9%,近6年来首次跌破7%。你认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探底?

  贾康: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是从高速落入中高速,中国如何在维持中高速运行中打造好“升级版”,也就是提高增长质量,是这个阶段的实质问题。目前,还不能肯定地说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止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完成探底的过程。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但积极因素也在累积,如就业还不错、小微企业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草根创新创业氛围渐起。基于民新PM1指数(产生于4000个以上的企业样本,中小微企业为主)连续两个月的上升和其他多角度信息综合地看,如果按照现在的改革设计和工作要求,调控也不出现较大偏差,那么2015年年底或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应能够完成这一轮的触底过程。

贾康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走势有何预期?你看好中国哪些投资领域?

  贾康:“十三五”期间完成“企稳”应是值得期待的大概率事件。说到投资机遇,还要从一句老话说起: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我觉得,未来投资机遇在于三类:一是受惠于国家政策倾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二是“硅谷”式创业创新中的“互联网+”,对接一般竞争性领域内的“创新升级”;三是“适合人群之需要”的产品供给的投融资: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消费者需求在升级,所以可从“男女老少”四个字看潜在的机遇(比如男性的保健用品,女性的化妆品,老人的养老服务,孩子的玩具等,都有升级的需求和可观的空间)。

  以养老为例, “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将更明显,直逼“超老龄社会”,在养老这个领域里面现在已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有效供给严重短缺,这种严重的短缺就会带来了投资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我国财政收支矛盾正在变得突出,今年8月一般预算收入增长6.2%,主体税种如增值税增速下滑严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5.9%,已经连续两个月增速超过20%。在经济下行中,财政收入增幅明显降低。在这种背景下,赤字可能增加,会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步的通胀压力?

  贾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基本上是“连年赤字”,但在总结调控经验中,赤字安排掌握已比较成熟,当前年度的赤字率(赤字规模与年度GDP之比)在2.3%或更高一些,但明显处于安全区(安全区量值我国可比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设3%的预警线);未来年度不排除再提高一些,但可谨慎把握;关键是资金使用方向纳入预算盘子坚持以稳增长、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促改革、防风险为原则,努力加强量化考评和多重监督,结合预算改革力求提升绩效水平,所以我国的赤字风险可控,赤字效应的传导机制也是基本健康的,不会在下一步成为通胀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贾康:在 “十三五”时期以及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讨论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一方面要认识到前面大半个世纪鲜有大国成功跨越此种陷阱的先例,而且有限的几例成功经验并不能为中国所简单复制;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避免拉美式“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对我国经济现代化赶超发展路径的扭曲。此外,仅这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还远远不够,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升级发展还面临着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产业革命加速更迭带来的升级换代的紧迫压力、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先发经济体的钳制、特定的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制约、人口与教育结构的挑战、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以及特别关键的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等方面,这些都是我国谨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追赶——赶超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守正出奇”化解地方债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审计署数据,截至2013年6月,全国地方政府负偿还责任债务中,需在2015年偿还的有1.86万亿元。你曾多次呼吁,应特别注意防范风险。在“十三五”期间,有没有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风险?该如何应对?

  贾康:2015年是地方债还款的高峰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的情况下,地方债违约风险也可能加大。一段时期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在逐年攀高,少数地方甚至已经超过了100%,但我国地方政府非但没有破产的压力,相反债务规模还曾在很不透明的情况下持续增加。

  这种“无危机感”,特别是不透明的负债方式,会进一步助长地方借债的冲动,所以这个问题已引起各方高度重视,在《预算法》修订后,制度安排上已有对地方债清晰的“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式的规则和举措。2015年在“阳光化”发行6000亿元地方债之外,还安排了两轮2万亿元的隐性债务存量置换,并积极推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创新,显著化解了地方债的风险因素。

  为进一步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关键在于抓好相关的制度、机制建设,特别是现代财政制度中应有的债务风险监管、防范、化解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充分发挥公共债务的积极作用,将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在化解地方债问题上,我们还期待地方政府能够“守正出奇”。“守正”,就是要认识、尊重和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出奇”,就是要结合自己辖区情况动态优化发展战略,形成一套必要、合理独特的创新设计,结合《预算法》在地方债方面实现的立法进步,并充分调动本地发展对接PPP机制的潜力,继续追求超常规发展。

  而发展PPP,不能一哄而起、一涌而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必须坚持加快法治建设,使相关规则和规划先行。PPP创新内在要求依法保护项目各方(特别是企业)回报预期的稳定性和各方权益的安全性,也需要大力培养中国社会中的契约精神、诚信意识、专业素质,形成寻求合作中“最大公约数”和共赢结果的现代商业文明。既然要合作,就一定还要学会寻求妥协,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之间,如果没有理性的妥协,是不可能达成合作协议的。

  另外,一旦谈成了合作方案,政府就必须放低身段,和其他参与各方平等地签约、形成正式合同,从而以法律保障的契约形式来促使各方诚信地实施项目建设,真正使政府的有限资金发挥出四两拨千斤、拉动社会资本合作共赢的作用。

  房地产税无法回避、必须正视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期间,房地产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贾康:现在,房地产回暖迹象明显:一线城市已经进入回暖的过程,从今年年初开始,北京拍地屡屡出现新的地王,近几个月,全国销量、均价上升的城市明显增加,这是非常明显的信号。2016年很快就要到了,我估计最大可能性是,越来越多城市会汇入房地产回暖的轨道。

  我始终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房地产也远没有进入低迷期。如果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整体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依然是未来几十年我国城镇化发展途程中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中国房地产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我们城市化进程刚刚走了一半,没有理由说它现在就马上陷入一个低迷期。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房地产的大趋势仍然是一个由均价可表示的景气上扬曲线。而跟房地产景气相伴随的,还是会有不断的增加投入和从成交均价里边取得所包含的投资回报。包括住房在内的不动产,平均价格呈上扬曲线应该是完成此轮调整(也伴随分化和优胜劣汰)之后表现出的大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房地产税已经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你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税制改革方向? 2017年能否通过立法?

  贾康:征收房地产税的必要性是明显的,正面效应是值得期待的。现在房地产税已经列入人大立法规划,我认为至迟2016年年初有望启动一审, 但2017年能否符合改革时间表如愿通过立法还需要观察。当然,房地产税改革也应该是个系统性配套的改革,比如土地开发、不动产建设和交易的税费也需要相应地作配套改革。

  房地产税列入人大立法规划是合乎逻辑的,这也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这个精神就是一定要掌握好立法先行。同时,在“税收法定”的概念上也形成共识了:国家现在实际开征的十几种税里边,称为“法”的很少,其它的都叫“条例”,今年两会上明确,在2020年之前,原来的税收条例都要争取上升为“法”;另外,新开征的税种都要通过立法,完成立法之后才能实际开征。

  房地产税确实涉及千家万户,牵动利益感情,也有激烈的争议,所以做好立法工作中一定要特别审慎。但是我非常直率地说,这个税制改革方向是不可回避的,征收这个税没有法理上的硬障碍,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改革代表的历史性考验,以理性态度群策群力做好相关法治建设。